開到荼蘼的又豈止量寬

樓價高企，如果在街上問人：「點解樓價咁高」，以前市民回應可能是「炒家炒高」；今天可能會說：「因為量寬谷起樓價」。各國推出非常手段的貨幣政策已經多年，量寬有如宗教傳播般成為了各央行的普世政策。這種趨勢，其實蘊含了世紀級的不公和不義。物業作為有型資產，卻成為了區分貧富階層的最大分野！

自2008年美國次按引發金融海嘯以來，環球央行紛紛以貨幣政策應付危機，所謂貨幣政策，就是透過減息和買債增加貨幣供應；通俗點就是坊間說的印銀紙。理想上，貨幣供應增加，利率低企，企業借貸成本下降，投資自然加多，從而造就更多就業，經濟便好轉。

量寬──一個富人的視野
不過，「理想美好、現實殘酷」，問題在於經過8年的政策執行，增加的貨幣未見投入實業。熱錢充斥，反而進入資產市場：各地的樓價、股價高了，但租金回報卻低，P/E仍高企。顯而易見，量寬只是肥了持有資產的富人，窮人就愈窮愈見鬼。說穿了，「挽救經濟」只不過是托辭，而當初的原意其實只是挽救「大到不能倒」的投資銀行或管理不善的大保險公司。各國決策者只看到大企業的存亡需要，卻沒有問為何這些機構的主事人是如此貪得無厭、盲目追求的自利卻竟置公眾於萬劫之地！嚴格而言，量寬成就的便是更大的不公義──量寬是零和遊戲，增加的只是窮人的負擔，以資產升值的方式去侵蝕「無產階層」，可說是劫貧濟富──只要你並未持有資產，在這8年間都會有實際損失。

至於各國主事人的拯救行動背後「大到不能倒」的考量邏輯，看似是一種大局為重的權衡決定，救這些大機構，是因為他們的影響力，由於大份額經濟關係，他們做了什麼事似是不再重要的！這種思维方法是典型的營商現野，以勢評情、以利作理的數算方式，跟「宗教和體育界無經濟貢獻」的觀點如出一轍。

然而，貨幣政策已出現明顯的力有所不及之勢，利率降至零已是返魂乏術，某些央行買債也發現「買無可買」的困局。貨幣政策走不下去，而經濟仍然陰陽怪氣，各國將來似乎要回頭再走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老方法。

目前各國應該已在評估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措施，未來以調整稅務及政府投資帶動的趨勢亦將明顯。傳統經濟學會建議減稅刺激經濟，但富裕階層受惠量寬已久，如果主政者有勇氣，應向富裕階層多徵稅，透過稅務以較合理的分配財富。當然，此措施將開罪富裕階層，敢於推出者需要一定的視野和勇氣。

基建方面，爭議應該較少，投入大量資源創造新職位，長期而言，改善的基建亦有利經濟持續發展；然而，財政政策未必各國適用，譬如中國近年已有基建過多的問題(中國的對應策略是「一帶一路」將產能輸出)、日本的基建同樣完善，本國難以大興土木，但歐洲和美國的基建卻有老化問題，政府大有投資改善的空間。

經濟政策的虧欠
要正本清源，扭轉利率長期偏低帶來的問題，各國央行如果順利將利率逐步回升，應是好消息，代表環球經濟不必再依賴那無以為繼的貨幣政策支撐。長遠而言，如歐美恢復增長，亦利好香港以出口或轉口為主的業務。如果推測接近未來發展，香港經濟方面的主政人是否需要今天就要開始將資源重配，以減低單一市場中國對港經濟的「風險集結」(risk concentration)？

在銀行角度而言，過去8年低息，反而傳統借款需求疲弱，銀行難以維持既有賺取息差的業務。銀行只可更傾向於「非傳統業務」(例如代售基金)獲利，其實這種中介角色要面對其他低成本作業機構競爭，實在難大有作為。筆者的世姪大學畢業兩年，到了一家本地財金機構工作就是推銷基金投資產品，那家公司的交易成本全部都低銀行差不多一半！假如利率緩升成事，銀行再賺取存貸息差，才可用銀行授信的專業，發揮傳統「百業之母」的角色，利好各行各業。

無論過去的貨幣政策抑或將會出台的財政政策都是得過「搞」字！一直搬出台前的各種救亡措施看似救火，實際根本沒有面對問題──資本主義將人全面物化的禍害，企業的主管挪用各種唯利是圖的工具去滿足每年增長的作業模式，將企業利益對立於社會、個人好處凌駕組織的群眾福祉。

對於筆者而言，開到荼蘼的，也許不止於經濟政策，而在於上述唯利是圖的價值觀。猶記得數年前一個政府高層被批評令貧富差距拉開時，其人推諉說此是全球化的現象；如此說辭表明其政治水平所在。一如路上甲某跌倒，而眾路人經過都踏上一腳，但「人人如此」並不是說明其理所當然；有道德義務的人應將跌倒的人扶起，避免跌倒者的情况惡化。
對有擔當的政治家來說，面對環球性的貧富差距，更應有所作為，努力改變趨勢，或最少紓緩弱勢一方的困難。刻下美國正舉行大選，由美國而至環球列國，目前也許不需要什麼高智能的超人領袖去振興經濟，反而需要有意志，有勇氣作出政治決定，平衡貧富利益的政治家，讓基本人倫再被建立。

原文刊於信報網站2016年11月8日